清明丨刘爱民：假如爱有来生
原题
作者：刘爱民
曾经有一阵子，我害怕回到北京过冬，倒不是因为久居异国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而是不止一两次，我的记忆总会穿越时空，又回到那个寒冷的冬夜，恐惧、无助，还有失去亲人的痛楚。无论是否在梦中，都能听到自己的悲鸣……
很多事总是发生在冬夜。
那是1968年2月13日，正值“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天深夜，家里突然闯入一群全副武装自称是北京卫戍区的人强行给爸爸带上手铐，押进吉普车，绝尘而去。面对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我震惊极了，联想起几位朋友的爸爸被造反派残害致死的情景，我的心颤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到处都打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后来听说是中央专案组抓的人，说爸爸是铁道部头号大叛徒、大特务，问题最严重。我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在陷害爸爸？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我们幸福的生活。爸爸被关押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妈妈被隔离审查，被拘禁在铁道部机关的东附楼。专案组的人还多次突然袭击闯进家里，恫吓和逼迫我们揭发爸爸妈妈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屈服过。不久，我们九个子女中，有的被下放干校、有的被审查，有的下乡插队，家里只留下了年幼的小八、小九。在最困难的时候，哥姐们一有机会就赶回家照看最小的弟妹，大家互相帮助，共同盼望着爸爸妈妈被“解放”归来的那一天。
记得最先受到冲击遭到批斗的是二哥润生。他当时在上海，是原七机部24所研究室主任。他被逼迫交代揭发爸爸妈妈的罪行，因他留过苏就被打成苏修特务，还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每天被押到外滩去请罪。因离得远，不能及时了解详情，妈妈很担心二哥的处境（那时妈妈每天还可以回家），就派我去上海看望二哥、二嫂、五岁的侄女利华，还有刚出生不久的侄子卫华。我和二哥说话都不敢在他家里，怕万一有窃听。我们走出去绕了几条街，感觉到周围没有可疑人了，我才把北京家里发生的事详细地讲给他听。妈妈最担心的是怕我们遇事想不开，发生意外。二哥让我转告妈妈放心，临走时把自己的珍藏物“留苏影集”交给了我，让我替他好好保存。
最早被下放的是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姐润芬，她被下放到山西有名的穷山沟离石干校“六六家”。 后来我去山西插队，妈妈让我找机会去离石看望大姐和2岁的外甥女小慧。记得我是从临汾学着别人的样子趴上了往离石山里送货的重型卡车，绕了几个小时的盘山公路才找到干校的。
妈妈被隔离审查之后，当时在原七机部工作的大哥景生甚至大嫂也突然被隔离审查，专案组的人逼迫他们交代揭发爸爸妈妈的罪行。当时大嫂的妈妈从农村来正在帮他们照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益华和小颖，没想到事态如此恶化，就决定带孩子们回老家。我偷偷去帮她们收拾东西，买火车票，送她们到永定门火车站。专案组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认定她窝藏了什么证据，从北京一直追到河北老家……专案组还不允许我给当时在干校的大姐和在上海的二哥通风报信，我想方设法避开他们的监视，把信发了出去。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巧，大姐上午刚接到信，下午专案组人员就赶到了离石干校。
因为爸爸的问题，我不够资格去北大荒。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下来后形势逼人，在爸爸一直杳无音信，妈妈还没有被解除隔离的情况下，1968年底我去山西插队，当时在北京女篮的六姐抽空跑回家帮我缝被子，准备行李。大年三十那天，三姨到北京站送我，她说也代表妈妈，记得还有大哥、大嫂，我含着辛酸的泪在寒冬中向他们告别。临行前专案组允许我见了妈妈。妈妈问到的我的几个朋友其实已经都去兵团或当兵了，我怕妈妈担心，就说我们都在一起插队。文革开始后，经妈妈手把手地教，我学会了做饭，妈妈对我生活上能自立基本放心。她一再嘱咐我不要怕吃苦，要有勇气，要多帮助别人，年轻时去经受锻炼不一定是坏事。
插队后不久，我接到第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小八告诉我妈妈被解除隔离允许回家了，但每天还要被体罚，早起晚归去部里扫院，打扫卫生。我看着信伤心地哭了，周围的知青们看我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尽管她们并不知道我家里的遭遇。记得大家哭着说，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哭，我们怎么办？想起妈妈的嘱咐，我抹干了眼泪，带着大家出工干活去了。
1972年初，北京的10所重点大学恢复招生制度，在山西省主要面向插队的北京知青开始面试招生。那时，虽然妈妈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爸爸的问题已被铁道部专案组查清楚了，但爸爸仍被关在秦城监狱。我的面试合格后，妈妈找到铁道部军代表杨杰同志说明情况，铁道部军管会为我做出了“父亲的问题不影响本人上大学”的证明，使我顺利地通过了政治审查，被北京医学院录取。整整迟了6年啊，我想学医的愿望还在文革动乱中就像做梦般地实现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回到北京那天，刚走进北总布胡同口，就远远地见到站在家门口等我的妈妈，我拖着行李大步往前赶，喊着：“妈妈，我回来了！”在妈妈饱经风霜的脸上，我看到了她欣慰的笑容。
1977年妈妈曾患广泛前壁心肌梗塞，当时的抢救和治疗还算及时，再加上老中医赵锡武亲自处方调理，之后的10年恢复得还不错。1987年4月我去日本留学，想不到10月底就得到妈妈病危的消息。记得赶回北京那天，爸爸亲自到机场接我，见到爸爸，我不由得担心起爸爸来，执意要他在铁路总医院做个全身体检。
胃钡餐X线检查结果怀疑爸爸胃窦部有癌变的可能，需做胃镜取活检做病理诊断。作为已有多年资历病理医生的我，深知取活检部位的准确性和早期诊断的重要性。我向当时主管干部保健的王群主任提出：希望请协和医院的专家给爸爸做胃镜和病理诊断。
记得胃镜检查是在1987年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早上，当时取了5小片活检，我亲自把活检组织送到病理科，并请全国病理权威刘彤华教授（科学院工程院士）做病理诊断，她欣然答应，让我星期三早8点来看结果。那天当我惴惴不安地走进刘教授办公室时，她表情严肃地说，你自己来看吧。我几乎明白了是什么样的结果在等待我，显微镜视野无情地显示出5小片中有3小片是癌！面对妈妈病危，爸爸得癌的残酷现实，我难以控制自己，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分秒必争，抓紧手术当然是首选，可爸爸已是78岁的老人了呀。刘教授帮我下决心做出了决断：从病理切片上看是早期癌，手术后复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立即请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吴尉然做手术！她马上和吴院长通了电话。我也知道吴院长熟悉爸爸，1964年他还给爸爸做过胆囊切除的手术，就这么决定了。
我从协和医院出来，跑到当年在三条的人民铁道出版社，用铁路内部电话向铁道部长值班室汇报了爸爸的病情，然后一口气跑回北总布的家给大家报信。当时妈妈还在铁路医院住院，大多数家里人都去医院陪妈妈了，只有大姐和六姐在，两个姐姐得知消息后和我抱头痛哭。
中午，爸爸从中顾委开会回来，一见我就问病理检查结果。虽然我知道爸爸最坚强，但我不忍心突然告诉他这个事实。我婉转地说，诊断结果有争论，要等刘教授明天拍板。没想到下午北京医院住院处就打电话通知爸爸星期四入院，他马上就明白了。爸爸说，妈妈现在病情不好，他要陪着妈妈。我只好直言对他说，妈妈的病难治不可复，爸爸的病，只要抓紧手术，完全可以治愈。为了能让爸爸安心去做手术，我向他谎报了目前妈妈病情尚稳定。爸爸入院后，吴院长亲自陪同他做了几项主要的术前检查。
隔周星期二，我们安排爸爸术前来见妈妈。妈妈虽然不知道爸爸得了癌症，但她明白自己的病情。爸爸既知道妈妈病危，也明白自己癌症手术结果如何尚不得知。爸爸动情地把手搭在妈妈的手上，只见他们互相凝视着……爸爸说，我最近很忙，不能每天来看你。妈妈虽然精神有些恍惚，但还能清楚地说：“有孩子们在，你快回去忙吧。”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爸爸妈妈互相恋恋不舍的神情。
为了早一天给爸爸做手术，我也向吴院长谎报了妈妈的病情。没想到妈妈走的那一刻正是爸爸在手术台上与癌症拼搏的第一刻，同是10点钟。他们虽然没能见成最后一面，但心灵是永远相通的，为了让爸爸战胜癌症，妈妈把自己的寿命留给了爸爸。
当时，我在北京医院手术室外等候，也没能见妈妈最后一面。六姐告我，那天早上，妈妈时而清醒，她对孩子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伺候好你爸爸。那是我一生都不会忘怀的日子：1987年12月25日。那个冬天让我泣不成声。
为了让爸爸术后恢复好，我们和吴院长、病房医护人员等商量好，暂不要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爸爸术后被送进病房，一见我就问：“妈妈怎么样？”我就把事先编好的假病情讲给他听。以后每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向爸爸汇报“妈妈的病情”。
两周后，由我先开口把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爸爸，虽然他也有思想准备，但更多的是企盼。记得爸爸听后双手捂着脸靠着病床靠背，片刻没有说话，我不安地盯着他，看到他眼角淌下的泪，他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日子好过了，妈妈却走了……这时，吴院长应我的邀请推门进来，他安慰着爸爸，和爸爸聊起唯物主义，还讲了不少对老夫妇在他们各自生命临终时的真实故事。
2008年2月14日，同样也是一个冬天，爸爸终究放不下心爱的妈妈，未等步入百岁，在情人节这一天追随妈妈去了。
在家里我一直是爸爸妈妈眼中的乖女儿，从小就得到爸爸妈妈以及兄弟姐妹的垂爱。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爸爸妈妈总叫我“顺气丸”，尽管在家里我排行第七，但家里不管是谁和谁之间有点儿小摩擦，只要我出面，管保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个方面，比起其他姐妹，我更受爸爸妈妈的宠爱。
我无从得知爸爸是否曾为他没能见妈妈最后一面的事责怪过我，只在心里对他们说：假如爱有来生，我一定会多陪在你们身边，一定要及时治好你们的病，多做一天你们的“顺气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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